39岁的赵敏与66岁的母亲之间，一直打着一个死结。她13岁时，母亲突然领养了一个16岁的男孩，让赵敏和妹妹叫他“哥哥”。从此，哥哥像块磁铁一样，吸走了母亲所有的爱。为了夺回母亲的关注，赵敏像男孩子一样处处要强。然而，没用。更让赵敏绝望的是：大学毕业时，母亲竟然让赵敏嫁给这个哥哥！赵敏恨死母亲了，她愤而离家。
今天的赵敏有了一家年销售额超3000万元的服装企业，她为母亲和家人买房置产。然而母亲眼里还是没有她。哥哥哪怕在家里只是换个灯泡，母亲都会说：“看我儿子多么能干！”每次回到自己家里，赵敏都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。她在心里一遍遍地质问母亲：“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！你为什么一直看不见？！”
即使赵敏了解到，母亲为什么如此偏爱这个非亲生的儿子，她也无法释怀。“她自己出生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：所有的人都盼望她是个‘带把儿’的。这就是我突然有一个哥哥的原因。但是，我是她的亲生女儿呵，她为什么一点爱都不分给我？”赵敏不知道，今生今世，她是否能够与母亲和解。
已经成人的我们，与我们年迈苍老的父母之间，仍有着各种各样的纠缠甚至冲突。从“妈妈很少把我抱在怀里”，到“我一直不把头发扎起来，因为我爸过去经常嘲笑我的扇风耳”，以及在不恰当的时候打到脸上的一记耳光，不断重复的令人难堪的言词，偏向其他孩子而忽视自己，控制过严......我们可以抱怨父母的事情，似乎永远也列不完。这些痛苦的回忆反复被唤醒，甚至扰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。
柳柳以母亲为耻。“她经常指着肚子上的伤疤告诉我，知道我生你多不易吗？”这让柳柳觉得母亲是个可耻的敲诈者。“她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：我上大学时刚和男生交往，她就骂我不要脸！我刚二十出头她就催着我赶紧结婚；等到我离婚了，她又天天唠叨：我看你怎么嫁得出去！我真绝望：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！我今天的一切不幸，几乎全是她造成的！”
已经38岁的媒体总监童佩佩一直单身，她自嘲自己有恐婚症。“而这与我父母有很大关系。”她说，“他们是最失败的父母！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家就充满内战。我每天一睁眼，就听到他们在争吵，甚至互相扭打在一起。这就是我看到的婚姻样板！我怎么能够相信婚姻呢？”
的确，我们今天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困难，可能就是由原生家庭带来的。他们是有缺陷的父母，他们受到指责可以理解。而那些对孩子爱得太多的父母，同样免不了被指责的命运：对孩子过度关注，让他们感觉不到自由。
为什么要翻父母的旧账？
必须承认，埋怨父母，有时候是一种解脱。“成年以后对父母的抱怨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种抱怨，这些抱怨可以使我们的某些问题合理化，轻而易举地把账记到父母的头上。”中日友好医院心理治疗师李子勋说。
然而，把成年后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父母身上，则可能是无法摆脱儿时对父母的依赖。
47岁的邓刚无法谈一次正经严肃的恋爱。坐在精神分析师面前，他不断地抱怨父亲不懂温柔，可耻，没有能力让妈妈幸福。“心理治疗师突然对我恼火，他说，你反复地倒腾这些痛苦的记忆，就是想为你不敢结婚找借口！但这些不是你父亲的错，而是你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！”这些言辞虽有些过分，但却让邓刚清醒了，他看到了自己为什么一直藏在父亲背后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。
“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，能使我们获得某种快感。只要是爸爸妈妈的错，在自己没能力保住工作或者留住爱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责任。这样，我们仍然束缚在幼年时对父母的依赖关系里，并且通过对父母的不断责怪来保持这种依赖关系。”
通常，这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：在事业上不求发展，不愿意结婚，缺乏自信，违背自己的意愿......我们抱怨命运的不济，而问题的关键其实是我们需要在心理上“断乳”。
接受自己是他们孩子的身份
为人父母，不可避免地会在孩子面前犯错，甚至是严重的错误。香港萨提亚导师蔡敏莉说：“我们应认识到，绝大多数父母并不是心理学家。”
一位女士致信美国心理学家杜布森博士，说父亲一直不给她必要的关爱。杜布森博士回信说：“如果你父亲是个盲人，你不会因此而不爱他吧？实际上，你父亲就是情感方面的一个盲人。他看不到你的需要，也意识不到对你的生活漠不关心给你带来的伤害。情感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体会不到你的感受，也不可能了解你的期望，你要学着接受你父亲还会继续给你带来伤害的这个事实。”
这也意味着，我们不再期待父母有什么改变。“接受是一个内心不计前嫌的过程。”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兹说，“接受他们，首先就是接受自己是他们的孩子的身份，接受自己身上的血统和基因，接受爸爸妈妈不是尽善尽美的，他们都是有缺点的普通人，他们在当儿女时也都有过痛苦和怨恨，他们在为人父母后也已经尽其所能，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。”
接受父母的缺点和不足既是成熟的表现之一，也可以让我们从对双亲的依赖中走出来。
和解：由谁开始？什么时候？
一旦我们懂得，接受自己的父母亲，也就等于接纳自己，更进一步说，也就是让爱走入我们的生活，那么我们就已经迈出了与父母和解的第一步，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步。
然而，我们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子女与父母和好如初的情形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。因为内心的障碍，我们总是拖延与父母和解的决定。这，往往会让我们因为错过了机会而痛苦。
刘湘一直都在怨恨父亲阻挠自己与所爱的人在一起。不幸的婚姻让她有勇气对抗父亲。父亲病重、病危、病故，她都狠心不出现。可是，在父亲的死亡面前，她的心早已松动。她无法相信，如此强大的能够控制她命运的父亲，也会被死亡击倒。她想大声地告诉他这些年来她所经历的、她所愤怒的，她还想叫他一声“爸爸”......
然而，父亲的去世打碎了她想当面和解的愿望。最终，刘湘来到父亲的墓前。就像堤坝的缺口打开了一样，刘湘终于哭了出来......“其实，我早就原谅了爸爸。”这一次，刘湘和父亲不再有隔阂，他们终于回到关系的起点，“他永远是给了我生命的父亲！”
已经59岁的作家老鬼是已故作家杨沫的儿子，在杨沫生前，这对作家母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。“文革”当中，老鬼在父母挨整的时候打砸抢了自己的家，“其实就是发泄多年积累的怨气。母亲对我太冷漠。”他们甚至数次断绝母子关系。“我多苦都一个人挺着，从没乞求过她。”
母亲去世之后，老鬼非常痛苦，他写了《母亲杨沫》这本书向母亲致意，在写作中，他真正地与母亲和解了。“我一直保存着她生前用过的口红、胭脂、擦脸油以及很多随身的小东西，经常拿出来闻闻，总觉得那上面有妈妈的味道。对妈妈的感情很复杂，有爱，有恨，有尊敬，也有蔑视。但如果有来世，我还给她当儿子。”
“讲和只能从子女开始。”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说，“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：什么都可以弥补，惟有亲情不可弥补，不要等到我们想原谅父母的时候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”
很多心理治疗师认为，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，与他们和解是很有必要的。“即使你很不擅长言辞，即使你要克服很多的心理束缚，最好是尽早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。”心理分析医生居伊·科诺说。他花了多年的时间去与父亲讲和。“现在，我可以说我有两对父母：经常与我发生冲突的爸爸妈妈，与我和解后我重新认识的爸爸妈妈。”正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，与父母的和解之路，可能是漫长的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却是弥足珍贵的旅程。
与父母和解的两个阶段
1、指责阶段
在接受父母的过程中，首先需经历一个阶段，即“指责阶段”。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只要与他们见面，就只有抱怨和不满。另一些人正好相反，他们很难对父母抱怨。而在抱怨说不出口的情况下，成人子女与父母看似和睦，但很可能因某个导火索而引发一场关系的地震。
2、盘点阶段
经过“指责阶段”后，会进入“盘点阶段”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父母缺点的同时，也能看到他们的优点。慢慢地，我们的记忆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过去做些修正，痛苦的回忆会渐渐淡薄，令人愉快的记忆则会凸显出来，父母的形象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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